放弃考编出国学汽修 男子第一年想赚18万

摘要：在国内，关于留学的一些主流想法仍停留在“提升学历”“镀金返国”，但近几年，有一群人不再卷名校，开辟了一条新的留学路径——出国读职校。

对一些进入行业瓶颈期的人来说，海外职校门槛低、成本小，可以成为通往海外长期居留的“曲线通道”；而对“卷不动”的留学生而言，这或许只是一次生活方式的实验，去体验一种与国内截然不同的教育体系和社会氛围。

在异国学习新技能、进入新行业的同时，受政策限制和文化差异的影响，他们也在适应孤独、权衡去留。

文丨魏芙蓉 孙然 编辑丨王一然

新的人生赛道

换上连体工装，钻进汽车底，接电线，打螺丝——对20岁出头的王宇来说，这是全新的课堂，而不是像过去一样，作为语文老师，拿着粉笔站在讲台上。

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师范院校，一年前，身边大多同学都早准备考编时，这个年轻人决定放弃考编，转向去日本读一所汽修学校。

这个决定并不艰难，尤其在就业形势并不乐观的当下。像多数师范生一样，当老师原本也是王宇的计划。但准备报考编制那年，老家的招聘名额缩减，竞争激烈；去外地报名似乎也不划算，教师工资本就不高，扣掉房租和生活开销，一年下来几乎攒不下什么钱。

真正走上讲台后，离开的念头更坚定了。实习那年，他在小学当老师，是办公室里最年轻的一个。那些教了十几年的前辈，话题总离不开“退休”。他听着听着，心里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：“我这年纪轻轻的，要是留在学校，是不是以后每天都在聊退休？”那时他就开始琢磨，除了教书，自己还能做点什么？

他决定去日本留学，换一条赛道。去年大学毕业后，他先报读了日本一所语言学校过渡，虽然当时还没想清楚具体方向，但有一点非常确定——绝不能再学文科，而是要掌握一门真正的技术。

专业的选择则权衡了各种现实因素，就业面要广、上手要快、还得不容易被 AI 取代。当他了解到，在日本做汽修工，平均月薪能达万元以上，汽修，也就顺理成章成了他的首选。

日本的汽修专门学校相当于国内的职业院校，入学门槛低，王宇很轻松就通过了考试，两年和四年的学制里，他毫不犹豫选择了前者——虽然四年制可以拿到相当于本科学历的文凭，但他并不打算花费更多时间和金钱成本在课堂上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：尽快毕业，进4S店修车。

王宇（下排左一）的入学照。讲述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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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宇的选择不是个例。近两年，读职业学校，正成为越来越多“务实派”年轻人的选择。相比单纯追求高学历，掌握一门实用的技能变得更有吸引力。它不光意味着更清晰的就业路径，也代表着一种更踏实的“确定性”——在经济波动、就业不稳的当下，一技之长往往比一纸文凭更能抵御风险。

在国内，职校长期被视为学历体系的下层，社会认可度不高；即便掌握技能，许多岗位的薪资仍偏低，社会保障也相对薄弱。

相比之下，海外职校提供了更广阔的选择空间。在不少发达国家，制造业和服务业长期面临技术工人短缺，职业教育体系相对成熟，毕业生可凭技能直接进入高收入行业，甚至有机会获得当地长期居留资格，享受完善的社会福利。

更重要的是，海外职校的入学门槛普遍不高，部分国家还提供免学费或带薪实训政策，对于想换赛道、重新开始的人来说，这或许是一种更具性价比的选择。

26岁的高越也做出了与王宇相似的决定。2024年，工作两年多后，他辞去了武汉一家报社的稳定职位，前往德国就读职业学校，选的是仓储管理专业。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以“双元制”著称——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培训企业工作，同时还会在职业学校学习理论课程，学制持续两到三年半，并有报酬。大部分毕业生会被培训企业留用。

对工作前景的悲观判断，也是他决定出国读职校的直接原因。报社的工作虽然安稳，却几乎看不到晋升空间，这家国企的福利待遇也在缩水，高越的公积金被削减了三分之一。

高越跟王宇都算过一笔账。高越在武汉每月五六千的收入，尚能维持基本生活，但放到未来——成家、买房、育儿——这点薪水显得捉襟见肘。王宇在国内当老师，一个月工资不到四千。而如果他们能按照计划顺利在留学所在地就业，未来月收入都有望突破两万人民币。

社交平台上，“留学读职校”话题持续升温。热门目的地包括澳大利亚、德国、瑞士和加拿大等地——这些国家的职业教育项目以“实用”为导向，培训周期短、课程贴近当地就业市场的需求。

当然，也有一些选择，并非为了高薪或居留，而是为了一种更轻盈的生活。

会计出身的唐三果，放弃了热门的留学路线，反而选择了签证政策严格、就业机会有限的瑞典职校。事实上，她曾同时拿到英国一所大学教育学硕士的offer，但学术类项目她不感兴趣，而且，她“不想再只是为了拿个学位去读书了”。

过去在跨境电商领域做产品经理，唐三果经历了连续六年的高压状态，休息日少得可怜，更别提准时下班，即便因为乳腺结节做手术，术后还得继续处理工作，每次下班回家，都累到只想和猫并排躺着。她喜欢北欧，也喜欢冬天，选择瑞典，对她而言，更像是用一种温和、低成本的方式告别过去的生活。

“如果非要说目标的话，就是好好享受当下。”这个喜欢下厨的女孩，出发去瑞典那天，东西带的不多，但没忘记在行李箱里硬塞进一个电饭煲。

唐三果的课桌。讲述者供图

回到课堂

自由和新鲜，是唐三果对新学期最强烈的感受。整个学校更像一个共享办公空间——没有固定教室，也没有固定座位。

任课教师也不是固定的。课堂像是行业分享，给他们讲课的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授，而是来自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：既有宜家、沃尔沃、ICA 等瑞典本土企业的员工，也有来自谷歌等国际公司的工程师。

她的同学大多比她年纪更大。但也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平时在酒吧、餐馆打工，对未来没有明确方向，听朋友说“这个专业不错”，就报了名。

在瑞典，教育是免费的，这些人重新学习往往不是出于功利考虑，而是想换一种生活方式，或满足纯粹的好奇心。唐三果的房东50多岁，听说她的故事后也说，等孩子再大一点，工作不那么忙了，也想重新回去上学。

课堂氛围轻松到近乎惬意。她学的是数据分析，内容与过去的工作方向相近，算不上陌生。大家围坐在一起，随时可以提问或讨论。她常常一边听课，一边喝咖啡、吃蛋糕，喜欢钩织的她偶尔还会拿出毛线，低头钩上几针。

相比之下，日本的汽修学校几乎没有轻松可言。王宇整天都浸泡在机油味里，“边学边拆”。老师花半天时间讲解当天的知识点和操作步骤，剩下的时间，全靠学生自己动手。

他们拆发动机、卸引擎、拔活塞——上午刚学完活塞的吸气、压缩、点火、排气四个冲程，下午就得亲手把引擎卸下来，再把活塞拿出来看看它的真实样子。老师总是鼓励他们大胆尝试——就算把引擎弄坏了，也没关系，总能修得回来。有时，大家还会比赛谁拆得更快、装得更顺。

“感觉玩着就把课上了”。王宇说，机械学习带来的成就感是即时而具体的。“基本上每隔几天就能学到新东西，”每当他能独立理清一张复杂的线路图，心里会涌上一种踏实的满足，“我学会了一个技能，觉得自己好厉害。”

王宇在课堂上。讲述者供图

他一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“好学生”。小时候学习吃力，初中还一度辍学。家里给他报了语数英补习班，他只觉得“太累了，不想学”。高考时，他勉强考上了一所普通二本。

没想到，进入职校后，他反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。专门学校不再有严格的学制管理，“你可以玩手机、跟同学聊天，也可以自己埋头练”。出于兴趣，也为了对自己的选择负责，王宇花了大量时间练习，上课听不懂的内容，就课后用AI反复听、琢磨操作细节。几次考试下来，他的成绩一直靠前。前不久，他还得到了学校唯一的留学生奖学金。

但并非所有的职业学习都能带来收获。前提是，你得真正对所学的东西有兴趣，愿意在反复与琐碎中找到意义。否则，那些精细、漫长、近乎机械的训练，很容易变成一种折磨。

在荷兰，一个学木工的女孩进入学校后发现，这门手艺比她预想的难得多。木工和家具制造远不是“动手做点东西”那么简单，一个真正出色的木工，对细节的要求几乎苛刻：精准、耐心、反复打磨。

这些与她的性格并不相符。她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慢工出细活，更偏爱使用机器，讲求效率。传统木工课堂讲究从零开始，一凿一刨地将木头变成家具，那种节奏对她而言，简直成了耐性的考验。学了一年，这个女孩最终还是选择了退学。

从文职转向技术岗位，高越也在经历一个缓慢而陌生的适应过程。来德国还不满半年，学校的理论课程还没开始，企业实训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。他被分配到一家快递仓库工作，每天驾驶叉车，搬运、装卸各种大小货物。早上六点上班，下午两点半下班，一周工作五天，日子规律而单调。

他形容那是一种“干净的疲惫”。工作枯燥，好在明确、直接，做完就能下班，不必再被无形的人情与琐碎消耗。

这与他过去的工作形成了鲜明对照。做记者写稿时领导要求既要“具体”，又不能“太强硬”；既要突出重点，又得“表现成绩”。稿件总在“虚”与“实”之间反复拿捏，改来改去始终没有方向。有时一篇稿子改了无数遍，最后不过多了几个标点、少了几个字。“记者的工作，如果能不内耗，那就完美了。”他现在感慨。

不过，面对一份纯体力的工作，他也很难谈得上“喜欢”。无论是体型还是体力，他都比不上当地的德国同事——同样一件货物，对方轻松就能抬起，而他往往要费上一番劲。

支撑他继续坚持下去的，是更为现实的目标——在这里真正站稳脚跟。按照德国的“双元制”体系，两年培训结束后，顺利通过考试并拿到就业资格证书，就有可能正式留在当地工作。而持续缴纳养老保险、满足一定的合法居留时间，还有机会获得永居。26岁的高越，希望在30岁完成这一切。

高越任仓储管理员工作照。讲述者供图

不确定的未来

但高薪诱惑的另一面，高越很快发现，是难以抵抗的孤独。公司里的中国人少得可怜，合租公寓里两个中国室友，算是生活中为数不多的熟面孔；而与德国同事的交流，大多仅限于工作。

他住在郊区，人少而安静。休息日无聊的时候，他就会周边去漫无目的地转。周末的街道，很少看到有人边走路边打电话谈工作。人们闲聊、喝啤酒、喝咖啡，神情轻松，步子也慢。附近的度假区往往从周五就开始热闹起来——一家几口或三五朋友驾车出游，拖着自行车或房车，去露营、野餐、郊游。整个城市都在这份闲适中慢了下来，仿佛都进入了一种无所事事的松弛状态。

他想起自己在武汉的日子，休息日也难得安稳。总担心一个电话打来，就得立刻去采访、赶活动。那种随时待命的紧绷感，如今在这里彻底消失了。但随之而来的，是另一种更深的割裂与孤独。

更多时候，他选择发文字消息给家里，为了不让情绪被牵动，他尽量克制自己，不打电话。

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经历后，高越陆续收到了许多私信——三十多岁的职场中年人，刚毕业的大学生，甚至还有还在上大学、上高中的年轻人都来咨询。

德国街景。讲述者供图

高越在德国的居所。讲述者供图

王宇觉得，他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会在某个时刻面临“第二次选择”。靠一份工作安稳干到退休，正变得越来越难。与其被动等待变化，不如“早点去做改变”。

直到现在，身边很多人都不理解他的选择，觉得是“没苦硬吃”。但他不在乎。过去的人生里，自己几乎都是被推着走的：高中选文科，因为“背一背就行”；填志愿时，家里有亲戚在教育系统工作，顺势劝他去上师范，他也就照做了。这一次，他终于做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决定。

当年和他一起毕业的师范同学，没考上编制的，有些最终去了家电城、家具城打工。“现在我是理工科了，每天都在打螺丝，已经可以徒手拆刹车了。”他语气里透着一种“劫后余生”的轻松与自嘲。

他将在一年后毕业。据他了解，到时，会有上百家合作企业向学校开放招聘名额，学生可以从中挑选心仪的公司，参加面试与考核。未来的生活，苦、脏、累，几乎是注定的。他早有心理准备，“我能接受，主要是钱到位了，什么都好说。”

在瑞典，唐三果也确信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。她喜欢冬天，以前在深圳工作时，每年冬天都往北方跑，就是为了看雪。现在这个城市的冬天漫长而寒冷，街上行人稀少，空气清冽通透。她不觉得寂寞，反而享受这种安静而清冷的日子。

唐三国拍摄的北欧日常。讲述者供图

她的课程安排不紧凑，一周只需去两三天学校，其余时间都属于自己：她会在每天早上十点左右起床，泡一杯咖啡，逗逗猫；如果天气晴朗，就约朋友去海边走走，或者安静地钩织一些小东西。

只不过，这份舒适是暂时的。接下来摆在她面前的，是更现实的问题——工作。唐三果所在的职业学校学制两年，明年六月毕业。她的学生居留签证也将在那时到期，毕业后最多只能再停留十到二十天。她需要在此期间找到工作，否则就必须离境。不像硕士或博士毕业生可以申请“找工签”，合法留下来一年。

她虽然顺利找到了实习，但要找一份正式的工作，瑞典对雇主和雇员都有明确要求——雇主必须具备聘用国际员工的资质，而员工年薪至少需达到三十多万瑞典克朗（约合人民币24万元）。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，这几乎是一道隐形门槛。

职校能不能最终成为通往稳定收入或海外身份的跳板，对这些人来说，依旧是未知数。

唐三果并不焦虑，“我没有特别强的愿望一定要留在这。”对她而言，最重要的是享受当下的生活，不再给自己施压。她早已为自己想好了退路——如果最终没能留下来，就回国开一家小店，过安稳自在的日子。无论如何，她都不想再回到过去那种被工作绑架的状态。“要是又回去上班，那我这几年就白过了。”她说。

王宇也没把永住当作目标。“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。”王宇说，“我以前也想过在家里当小学老师，结个婚，结果那年就缩招了。”日本政府对外国人政策变化频繁，现在的居留门槛，未来会不会又收紧，谁也说不准。与其去押注那些不确定的事，他更在意眼下——

“有个技术在身上，不管有没有签证，总归能吃上饭，对吧？”

（应讲述者要求，除高越外，人物均为化名。邓自琴对本文亦有贡献）